每年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300亿元,新消费红利时代

【机械网】讯  每年“双十一”,短短24小时内所释放的平台、商家和消费者能量,已成为“新消费”最富代表性的观察样本,更多元的品类选择、更丰富的消费内容、更优化的购物体验,都诠释着“新”字的内涵。专家指出,伴随“95后”消费群体,以及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力崛起,在不断迭代的商业基础设施和互联网等继续迅猛发展的助推下,我国消费正激发出新的潜力,迎来“新消费红利时代”。  “双十一”凸显消费升级  这一天,各电商平台的销售数字一路狂奔,不断刷新。阿里数据显示,截至11月12日00点00分00秒,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节总成交2135亿元,超过2017年天猫“双十一”全天成交额纪录;11月1日0:00至11日09:36,京东“11.11全球好物节”累计下单金额超越2017年11月1日至11日纪录;截至11日14点,累计下单金额已超1354亿元。  年年刷新的“双十一”消费额度,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我国消费内需的强劲势头。而消费升级不仅体现在消费额度上,更表现在对质量消费、品质消费的追捧上。  “从今年的情况看,高质量消费是最大特点。”京东集团高级副总裁、大快消事业群总裁王笑松11日表示,无论是进口快消品、大品牌和高端品牌、价格相对较高的新奇特商品销售的火爆,还是拼购中的大品牌、高价值产品销售增幅明显,还是年轻用户消费更注重品质,都说明高质量消费是一大特点。  阿里健康消费医疗事业部总经理钟聪娣说,从成交金额来看,过去五年间增速最快的前五个行业分别是医药健康、家装家饰、美容护理、书籍音像和3C数码。大众消费正在进入品质化的新阶段,消费者把目光更多投向健康、家装、文化消费等和生活品质密切关联的领域。  值得关注的是,“双十一”由线下消费方式为主逐渐向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升级的趋势愈加显现。不少线下百货、卖场等都参与到“双十一”促销活动中。据了解,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天猫“双十一”新零售之城的数字化体验实现规模化。各大新零售业态也在此节点会面,使得线上线下联动一体,创造全新生活体验和商业效能,解锁城市消费力。  多股消费新力量崛起  中国“双十一”不知不觉已经走入第十个年头。业内专家指出,伴随着全社会消费浪潮的蓬勃发展、线上线下商业基础设施的全面升级,一个“新消费时代”正在到来。  京东大数据显示,2008年,消费者的消费还主要集中在用和住类商品上,到了2017年,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在向全品类扩展,食品、美妆、服装等代表着品质化生活、消费升级的品类,订单量占比增长最快。  日前,阿里巴巴等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消费群体的年轻化和不同线级城市用户的深度参与,成为新消费时代的重要趋势。数据表明,2017年参与天猫“双十一”的“95后”消费者占比已经接近2成,从不同年龄段和单价同比增速来看,“95后”在所有消费群体中增速最快。这些生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消费者,更倾向于个性化、多元化的购物体验。  除了消费者年龄结构的变化外,“剁手党”的地域构成情况也在十年间悄然发生改变。从天猫“双十一”十年的消费数据中可以发现,虽然成交金额前10位的城市一直集中在一二线,但三四线的消费潜力正在逐渐释放。  此外,过去十年中消费品类的结构变化趋势显示,消费特征呈现由生存型消费需求向发展型和享受型需求不断升级。不断迭代更新发展的商业基础设施,以及愈加便利的进口消费,也为消费升级提供了支撑。有市场研究机构预估,我国2019年跨境进口消费金额将达2.2万亿元。  专家表示,伴随“95后”消费群体,以及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力崛起,在不断迭代的商业基础设施和互联网等继续迅猛发展的助推下,我国消费正激发出新的潜力,迎来“新消费红利时代”。  促消费升级政策将密集落地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研究员陈丽芬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消费升级的步伐从未停止,从计划经济时期市场供应短缺、商品凭票限量供应到供应能力逐步上升、票证取消,再到如今供需双方匹配度日益提高。当下迎来了消费升级的窗口期,消费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2018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内部能量积累到位,外部压力扑面而来。这一年,注定要成为我国消费升级的历史元年。”她指出。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为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明确了主攻方向。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多项促消费升级重磅政策将密集落地。日前,国家发改委综合司陆续赴海南、安徽等省市开展针对消费的专题调研。重点调研了汽车、智能服务、高端医疗、食品等领域,深入了解了目前仍存在的影响这些领域消费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详细听取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有关意见和建议。  各地方政府也在加大力度促进消费发展。例如,为促进实物消费,山东省出台政策,符合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可获每辆2万至50万元推广应用补贴。  知名咨询机构安永表示,随着中国消费市场的高速发展,中国消费者对品牌、产品、服务、渠道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变化与提升,并在食品、家电、服饰等传统消费领域追求更高质量和更个性化的商品。  国家发改委表示,未来将进一步改善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尽快落实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确保实施;加大金融支持消费的力度,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构建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促进实物消费提档升级,持续推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供给。【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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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网】讯  11月4日,是《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在线上公开征求意见的同时,财政部、税务总局还举行了多场座谈会,向纳税人、财税专家面对面征求意见。  作为此次个税改革的一大亮点,六大专项附加扣除究竟能给纳税人减少多少税负?在实际操作中,抵扣如何更加简便易行?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减税力度大  六大专项附加扣除一次性推出,纳税人月入万元有望免税  “专项附加扣除方案一公布,大家的关注点一下都集中到六项扣除上了。”陈昕是北京市东城区一家企业的人事经理,10月20日开始,她就一直忙着回复公司同事的各种咨询,“都是询问个税专项扣除的事,大家算来算去都减了不少税。”  从10月1日起,我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部分减税措施进入实施阶段,个税起征点由3500元/月提高至5000元/月,而当不少人还沉浸在收入增加的喜悦时,个税改革第二波红包——专项附加扣除的《暂行办法》于10月20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引发新一轮减税的热烈讨论。  根据《暂行办法》,此次新增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六个方面:  ——子女教育。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年12000元(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继续教育。纳税人接受学历或非学历继续教育的支出,在规定期间可按每年4800元或3600元定额扣除。  ——大病医疗。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发生的自负医药费用超过1.5万元部分,可在每年6万元限额内据实扣除。  ——住房贷款利息。纳税人本人或配偶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可按每月1000元标准定额扣除。  ——住房租金。纳税人本人及配偶在纳税人的主要工作城市没有住房,而在主要工作城市租赁住房发生的租金支出,可根据承租住房所在城市的不同,按每月800元到1200元定额扣除。  ——赡养老人。纳税人赡养60岁(含)以上父母的,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扣除。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的每月扣除额度2000元。  对大多数人来说,在不发生大病医疗等非日常支出的情况下,可以同时享受的大致是4项: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租金或房贷利息、赡养老人。这意味着,从明年1月1日起,在提高起征点的基础上,每人每月还可以再扣除4600元。  陈昕也为自己算了一笔账:家里两个孩子,一个读小学,一个上幼儿园,每月可扣除2000元,自己父亲年满60岁,作为独生子女每月可扣除2000元,家里的房贷利息每月扣除1000元,这已经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项附加扣除,加上5000元的起征点,意味着在已扣除“三险一金”的情况下,月收入万元基本不必缴纳个税了。  此次个税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社会公众对六大专项附加扣除的认可度也很高,认为扣除范围、扣除标准超出预期。“六个扣除项目同时推出,最大限度释放出减税红利,让社会更早更充分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表示。  “六大专项附加扣除,与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个税改革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也是向综合税制迈出了关键一步。”全国政协常委、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连起说。  “宽”是总基调  考虑了不同纳税人负担状况,让个税更加公平  “专项附加扣除是此次个税改革的最大亮点,也是最大难点,更是确保明年新税法实施的关键环节。”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表示,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涉及面广,具体情况十分复杂,对税收征管、纳税遵从、政府管理都是一个重大挑战。  在目前的征管配套条件下,制定一个完全公平合理而又可操作的理想方案困难较大。统筹考虑各种因素,在设计具体制度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公平合理,简便易行,循序渐进,切实减负。  目前的《暂行办法》体现了应享尽享的原则,大部分采取定额扣除的方式,即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按照定额标准享受扣除,既让纳税人充分享受减税红利,又便利后期纳税操作,让老百姓看得明白,税务部门实施起来也简便易行。  比如子女教育,扣除范围从学前教育一直到博士研究生教育,子女从3岁到30岁的教育差不多都涵盖了,能够让大部分家庭充分享受到减税。  再如赡养父母,只要家里有60岁以上的老人,且无论户籍在何处,其子女均可以享受相应的扣除。值得关注的是,如果老人的子女已经去世,其孙子女、外孙子女实际承担对老人的赡养义务,也可享受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  “相比单纯提高起征点,这次专项扣除改革充分照顾了不同纳税人实际负担状况,能够让减税红包精准落袋,让个税更加公平,并推动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等民生目标。”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认为。  尽管专项附加扣除力度不小,但仍有纳税人感到不满足:“北上广房价这么贵,房贷利息这项扣除只有每月1000元,是不是少了点?”  对此,专家解释说,房贷利息扣除标准不能拿几个房价高的城市作比较,还是要综合全国各地房贷情况。据测算,这一扣除标准约占我国人均月工资15%,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  “大病医疗的专项附加扣除,限定纳税人本人享受。那孩子生了大病,是不是也应该抵扣啊?”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家庭只要有人生了大病,整个家庭经济压力就会很大。纳税人希望大病医疗抵扣范围更宽些,也在情理之中。  “将大病扣除限定于纳税人本人享受,可能是出于征管便利的考虑。但我国普遍的实际状况是,一人生病全家负担,应该考虑家庭成员发生了大病医疗费用,也能享受到专项扣除带来的减税。”张连起说,当然,个税改革不会一蹴而就,需要根据实施情况进行动态调整,最大限度照顾到社会公众的实际状况和自身利益。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改革需要循序渐进,既借鉴国际经验也立足国情。我们要先建立起基本制度框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征管配套条件的健全,再逐步完善。”程丽华表示。  办税“不麻烦”  让信息多跑路,尽可能让纳税人少跑腿  “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子女教育支出是不是要提供发票证明?”“提供抵扣证明会不会泄露个人隐私?”此次征求意见过程中,社会公众特别关心专项扣除的具体操作流程。  个税专项扣除与基本扣除不同,需要根据每个纳税人的不同状况进行精准抵扣,这就需要税务部门充分掌握每个纳税人的家庭和财务状况,个人信息的掌握程度成为决定专项扣除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  程丽华表示,方案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尽量简化手续和流程,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尽可能减轻纳税人的办税负担,同时实现征管风险可控。  对群众担心的一些问题,《暂行办法》里实际上已有明确规定,税务机关需要的专项附加扣除有关信息均由有关部门和单位向税务机关提供或协助税务机关核实,纳税人只需要将有关凭证留存备查,在申报时并不需要向税务机关提供。税务部门主要采取事后核查的方式,来防范和控制虚假申报偷逃税款,最大限度地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不会过多增加纳税人的负担。  在此次征求意见过程中,也有不少社会公众针对如何提高专项附加扣除的便捷性提出了建议。  首都博物馆首席研究馆员齐玫认为,六项附加扣除涉及教育、医疗、住房等方方面面,纳税人申报具体需要做哪些工作,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好多人也担心会不会太麻烦,应该加强个税宣传,让大家心中有数,更好地配合和支持改革。  “财税部门可以开发个税APP,大家下载到手机上,只要把收入、专项附加扣除等相关数据输进去,软件立刻就能算出来减了多少税,这样能让大家一目了然,也更有获得感。”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职工戴天方建议。  “从税收征管层面看,《暂行办法》的一大特点是信任纳税人、方便纳税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许建国表示,纳税人首次享受专项附加扣除,需要提交相关信息,包括纳税人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被赡养老人等个人身份信息。提交的渠道有两个:既可以提交给扣缴义务人,也可以直接提交给税务机关,充分考虑了方便纳税人和保护隐私问题。  税务总局总审计师刘丽坚说,落实专项附加扣除政策,需要税务部门对纳税人申报的大量信息进行甄别、比对和核验,目前财税部门正在会同教育部、公安部、卫健委等10个部门,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抓紧推进有关信息系统优化和数据共享工作,确保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落地实施。随着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征管操作的难题会得到有效解决,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会得到很好的落实。【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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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网】讯  记者梳理发现,近期,浙江省、河北省、上海市、广东省、江西省、江苏省、湖南省等地密集出台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其中在降低成本方面,规模预计达万亿元。  各地出台一揽子政策  中国财政预算绩效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自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后,各省市开始有针对性地为民营企业发展松绑、减负,尊重民营企业、发展民营企业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稳中有变、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和国际环境更趋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部分企业经营出现困难,民营企业困难更为突出,对就业、投资、消费、外贸都产生一定冲击。所以,无论从经济环境的客观现实需要,还是从企业创新发展的主观愿望要求,都要求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来提振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动力。  360金融PPP研究中心研究总监唐川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项重点工作之一,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覆盖面最广的一项基础工作。因为本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由政府方主导的经济发展结构优化工作,所以“降成本”主要是通过政策端的优化,借由简政放权、税收体系改革、优化生产资料供给模式等手段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从中央与各地已出台的政策来看,当前政府层面对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支持已包括通过税收改革为企业减税降费;通过调整生产资料价格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通过对金融机构进行行政干预来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以及通过简政放权来间接降低企业管理费用等主要手段。”唐川说。  具体来看,11月7日上午,广东省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针对民营企业反映突出的痛点难点问题,推出10个方面、59个政策点的措施。此前,广东省发布“实体经济新十条”,官方预计,实施后2018年-2020年可累计为企业直接降成本超2000亿元。  11月6日,江西省印发了《关于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补充政策措施的通知》,减税降费方面,预计每年可为企业减负200亿元左右。据江西省发改委初步测算,这次新出台的22条降成本政策措施每年可为企业减负360亿元左右,加上前期已出台三批次130条政策措施全部落地后,今年可望为企业减负1200亿元,三年可减负2800亿元。  11月5日,江苏省发布《关于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从税费负担、用地成本、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物流成本、融资成本、创新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共8个方面、28条政策措施,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预计可为实体经济企业降本减负600亿元左右。  上海市近日发布《关于全面提升民营经济活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在税费方面为企业减负。比如,要全面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对地方权限内的有关税费政策,在国家规定的幅度内降到法定税率最低水平。要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实施新增产业用地出让底线地价管理。  河北省近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降低成本减轻负担促进实体经济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此前,河北省印发的《河北省深化“放管服”改革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年)》,提出力争2018年至2022年,每年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300亿元,5年降低1500亿元左右,切实让企业轻装上阵。  “降低企业成本有助于经济的平稳运行。”如是金融研究院高级宏观策略研究员杨芹芹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中美贸易战对进出口企业贸易造成了一定的冲击,金融去杠杆的推进使得部分实体经济企业面临融资难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各省切实降低企业的成本负担,能够扩大企业的发展空间,起到提振经济的作用。同时,降低企业成本是减轻国民负担的延续政策。前段时间的个税改革着力解决个人的税收负担,加上此次大规模的降低企业的负担,均是切实减轻国民负担的措施。  唐川表示,对于市场内的企业而言,降低了成本就能够产生更多的利润,从而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研发中,创造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进而打造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任。  降成本要多策并举  “各地在落实国家大幅度减税降费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码减税降费力度,积极为企业发展减负,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等于政府给企业出让部分利益,增加了企业收益,对改善企业财务状况、缓解资金压力、提升企业竞争能力将发挥重要作用。”张依群指出,目前,中央和各省的减税降费政策基本都是普惠制,有利于企业的平等竞争和公平发展。社会上普遍认为企业的税费成本高,主要集中在费上,各种非经营性费用比如养老、医疗等制度性成本和隐性成本较多,部分政府部门、单位、个人干预企业经营活动、收取费用利益的现象依然存在。  张依群建议,降成本一方面要继续扩大普惠制的减税降费规模,实现企业税费负担普遍降低;另一方面,要加大对涉企收费监管力度,除制度性缴费成本降低外,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重点查处对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违规收费和罚款,改善营商环境,提振企业信心。  杨芹芹建议,降成本要注重结构上的侧重和倾斜。一是要切实降低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成本负担;二是要通过降成本培育和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助力新旧动能转化。同时降低成本过程中,融资机构要加强甄别和筛选能力。关注发展前景好、能带来显著收益的企业,逐步停止对于僵尸企业的不必要扶持。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利润率低但融资成本高是阻碍实体企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主要诱因。所以,为实体产业整体降低融资成本应是本阶段降成本的一个主攻方向。”唐川建议,通过上市制度的完善和辅导优质企业上市,帮助企业拓宽融资途径;进一步优化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实体产业发展的专项措施,并让利润率低但具有较高社会价值、前沿性的企业得到有力的扶持;引导国资产业基金、国有金融机构投资基金将投资配额更多地倾向于实体产业,并引入市场化考核机制、放宽业绩考核周期,让这些基金可以更好地匹配企业发展的需求;引导金融机构拓展债转股、资产证券化服务范围,完善非上市企业资产交易工具等。  唐川认为,“降成本”不能仅关注企业的显性成本,对于民营企业很多隐性成本也需要高度关注。当前民企无论是找金融机构融资还是竞标项目,“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等隐形壁垒依然存在,无形中提升了民企的沟通成本、时间成本,也造成了民企在很多项目上不必要的资金投入。目前中央已经确定将通过调整金融机构绩效考核模式、优质项目定向推介和改善地方政府在民间投资事务管理中的不足之处等方式对民企进行更为全面的支持,未来在这些思路进一步落实的过程中如果能指导各相关单位在管理文件中明确“歧视”民企行为的处罚措施,相信将能为民企塑造更为公平、规范、开放的市场环境,对民营企业降成本也将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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